血色军团二(5/6)

”的企图。三十九年后，粟裕大将曾就此事请教了当年负责指挥红七军团北上的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的朱德元帅。朱德坦率地回忆了当年的情景，真诚地评说道：“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不行。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为游击队。”

恶战谭家桥，寻淮洲死不螟目

红十九师与红二十师两部会师汤口，声威大震。蒋介石闻讯后颇为震惊，惶惶不可终日。1934年12月12日晚，蒋介石发出急电，令浙江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队”指挥官，统辖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浙江保安第二纵队蒋志英部，共约十一个团的兵力“追剿”。同时令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和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镇华堵击。参加围堵的部队主要有：第五十五师李松山部，第五十七师阮肇昌部，新编第七旅李宗鉴部，独立第四十三旅刘震清部和安徽保安团，以及阮勋旅、刘惠心旅等，总兵力约十万人。蒋介石还发出专门手渝：“追剿红十军团，奋勇作战而获战绩者赏；行动迟缓，退缩不前者，以贴误军机论罪。”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全歼。赵观涛对王耀武说：“望你告诉部下，对匪作战，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大意，大意必定遭挫败。驻剿、堵截、追击三部分合力协作，一定可以将方志敏部消灭。”

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皖南站住脚跟，红十军团决定了“以黄山为依托，在皖浙赣边和皖南积极开展活动，牵制东南方面的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并创立起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2月13日，红军侦察员向军团首长提供了一份情报：国民党军的“追剿”部队正分三路扑来，中路之敌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与浙江保安纵队一部孤军突进，其前锋已抵达汤口地区。

这一情报使得军团长刘畴西很感兴趣。在军团负责人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刘畴西一改过去的优柔寡断，坚决主张给敌以打击。一向善战的寻淮洲却认为最好不要进行如此冒险的战斗，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造成预料不到的损失。他摆出的理由是：国民党军士气正旺，且拥有优良装备，而我军疲惫，对地形也不十分了解。而刘畴西执意要打的理由是：国民党军虽有优势兵力和装备，但是红军可以利用国民党军骄傲和地形尚不熟悉的弱点，打击其嚣张气焰。军团长颇有理由的主张比起一名师长的主张的分量当然会重得多。红军的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师长当然得服从军团长。为此，会议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伏击尾追的国民党军。

12月14日凌晨，红军进入伏击阵地。谭家桥位于黄山东麓，地处族德、太平、歇县三县结合部，西靠黄山，峭壁不能上，汽车路建就在沿峭壁由汤口通太平马路以西之南端半里长一带小山堡上，东边有石门岗制高点，南面是乌泥关山隘口，北边为一路小山坡，地势险要。红十军团指挥部设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小山――钟鼓山的后坳上。兵力部署按照红十九、红二十师顺序沿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自南而北设伏，将战斗力较强的红十九师配置在石门岗上锋一带，地处悬崖峭壁，兵力难以展开。红二十师以一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刘畴西设想，等待国民党军通过乌泥关口，先断敌退路，然后红二十师迅速拦腰出击。倘若钳住了国民党军，还可以有效地阻击援救之敌。但刘畴西失算的是，敌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兵力与红军不相上下，且善长打阵地战。而红十军团远离苏区，皖南地方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一直未能积极地前来协助，所以不占天时地利。

14日上午6时，国民党军前卫部队经过乌泥关、谭家桥时，看到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在种地，有的在路上行走，如平常一样，因此认为没有可疑情况，也就未派部队严密搜索，就通知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前进。其实，这些老百姓都是红军化装用来迷惑敌人的。

14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前卫第二团及浙江保安纵队第三营刚进入伏击圈，一名性急的红军士兵在阵地上开了枪，惊动了国民党军。红军只得提前发动猛烈攻击。国民党军第二团团长周志道当场被击伤左臂，敌军一度限于混乱。但由于开火过早，敌主力尚未进人伏击圈，致使伏击战变成了阵地战。俞济时写一手令给王耀武：“敌人早有埋伏，我们为什么末发觉？速派部队将各重要山头占领，负责击败敌人的袭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官兵不得后退，否则以擅自撒退、临阵脱逃论罪。”王耀武一面将俞的手令传达给部队，一面组织部队正面作战。

敌人动用飞机侦察，迫击炮、机关枪不停地向红军阵地猛烈扫射，红军阵地上的树木、石土被炸得横飞乱舞。红军指战员虽然弹药缺乏，但沉着应战，勇猛顽强。不长于阵地战的红二十师遭到敌军的猛烈攻击，以致阵地被冲垮，石门岗制高点被敌军占领。为夺回阵地，红二十师官兵挥舞梭镖、大刀冲过麻顺河，在石门岗地区再度与国民党军进行激烈的白刃战，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

坚守在乌泥关东南一带的红十九师接连向国民党军第二团发起一次次冲锋。由于主力没有到达最能发挥战斗力的石门岗以北地区，而是配置到石门岗以南的乌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