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将李陵（转贴）(6/7)

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之书，为背公死党言”，这一论断，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于其时而言，自然难可宽宥。然而若细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战败之原因，则从汉武、李广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浚稽山之战，李陵是尽了全力的，而失败之责，主要应归之于李广利和路博德之侧应不力，甚至根本就不准备救援。说“陵自炫其勇”，虽为事实，然而以五千兵马而能力抗匈奴八万精兵达近十日之久，最后若非出了汉奸，尚有不败之可能。则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实事求是，又何夸之有哉！

汉武数次听信谗言，一致李陵于绝地，再则族之使其气绝；汉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杀汉奸李绪一为自己正名，二亦为汉朝消除了一大祸害，即不认其功，亦无可言其过，如何反能说是“嫁祸于李绪”呢？船山先生之糊涂，不亦明乎？

至于其所道之“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前言已析。船山先生胸藏韬略，精通兵法，竟没察觉出其中的端倪来，居然认定李陵是“效死以战”，不能不让人遗憾。至于谈到“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此一问倒应该留给汉武的了！驭将之道，当“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单于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惧，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而汉武竟听一人谗言即族诛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船山先生更也曾亲见本朝崇祯皇帝听信谗言中贼反间，无辜诛杀名将熊廷弼、袁崇焕，自坏其万里长城，使大明江山稀里哗啦尽附于异族之手。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满清铁骑要想直驱山海关，殊非易事！由此观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显然矣！

国家之治，首在人才。国有才而才尽其用，则国鲜有不治者；国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尽其用，乃治国之大痛者也。反观我今日之中国，众心浮荡，人莫不欲穷奔他域；未得出奔则鲜有安心于本职工作者。于此观之，当今治国者治理之术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么船山先生何以会发此一番难于立足的宏论呢？其实，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创作《读通鉴论》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难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船山先生所写乃是史论，就更难免于要杂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评史，实则针砭现实也！

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末（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中叶。其漫长的一生，正跨越了风云突兀狂潮跌荡的明清嬗越之际。他出生时，明王朝内忧外患，气息奄奄；外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嚣行宇内。年二十五时，崇祯自尽，吴三桂开关延敌，清兵入关；未己清军铁骑即杀掠江南。船山于湖南老家组织乡勇抵抗未果，投奔广东肇庆之南明永历帝；不久为奸人设陷几死狱中。后见孙可望挟持桂王，心有异志，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林泉”，避居零陵一代，颠沛流离。晚年乃退居衡阳船山，发愤著书，察历代兴亡之事，征明之所以亡，以资后来有志复明者鉴。这事实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学者，如顾炎武、黄梨洲、李二曲等的学术之最终目的。故船山先生之史论，实则时论也！而既是时论，则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习，亡国之征，无一可逃先生之针砭。船山尤曾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残喘之艰苦岁月，则小南明之兴衰成败，必牢牢印其脑中；其事迹于他之影响，亦必至巨。

小南明虽短命，却也承继了明末时期的所有亡国之征。除了司徒琳所举证的“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两个原因外（司徒琳(lynna.ruve)：《南明史》），战将怕死而不守节义，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明末到小南明覆灭这一段时期，内忧外患，正是武将用命之际。然而自崇祯三帅之熊廷弼袁崇焕被杀、孙承宗被弃后，二十年间除了间或出一两个如李定国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这样的能战而知忠义之将外，其他大多数或贪生怕死朝秦暮楚，或愚蠢无能人格卑下。满兵之灭除明朝和小南明，更大多倚靠了原明将之力。先是，吴三桂开关延敌，立首功一件；及顺治移师江南，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无不尽力用命，有如恶狼走狗，疯狂咬杀其之同胞、灭亡其故国，争先恐后。清兵在南直隶徽州、苏州、常州诸府中之扬州、江阴、嘉定、昆山、松江等地所进行的疯狂大屠杀之主使者张天禄、李成栋等，率皆原明之降将。小南明诸王朝如弘光、永历、潞王、唐王、鲁监国等，亦无一不是灭于明降将之手。永历逃入缅甸，吴三桂更千里穷追不舍；永历哀求道：“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兵，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明桂王致吴三桂书》）。永历帝的哀鸣终未能打动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