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军团一(6/8)

结果，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不欢而散，寻淮洲与他们扯了半天的皮也毫无作用。

22日，红九军团主力经宁化禾口、清流沙龙溪等地抵达永安城西北，与红七军团会合。

这时，永安守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就在红九军团主力抵达永安的当天下午，红七军团在向城中发射几枪后开始撤围。次日，红九军团为了掩护红七军团行动，也虚晃一枪，全部撤离永安。为此，躲在永安城里的敌人莫名其妙，红七军团的绝大部分指战员也百思不解。

……

寻淮洲身为军团长，无权指挥部队作战，眼巴巴地看着瓮中之鳖放人大海，心里更不是滋味，但为了革命大局，他只好强装平静，带领部队向闽中挺进。

一路上，寻淮洲默然无语。他知道攻打永安之争虽是出征以来的第一次，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有曾洪易在，有乐少华在，加之中革军委不时于千里之外发来的各种脱离实际摇控指挥的电报，类似这样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决断一切军政问题的军团军政委员会，因粟裕、刘英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表决权，寻淮洲的战略计划、作战意图再好，亦有可能在一比二的对峙下遭到否决。

行军作战，军情万变，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团结统一的、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部署的战斗堡垒。而红七军团的领导核心，却是按照"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持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权。仅此一点，即可以说，先遣队日后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朝令夕改使红七军团陷入困境（一）

一，深夜，军委一道紧急电令:打下福州

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按原定计划准备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开创新的根据地。……

1934年7月31日凌晨，红七军团主力抵达古田县谷口村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计划，发来一道紧急电令，要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打下福州。

对中革军委的命令，军团首长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虽然感到困惑，但还是决定执行。他们放弃攻打古田县城的部署，命令部队连夜向水口前进。……

当天上午，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会上正式宣布，部队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红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敌人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玖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正在《围剿冲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地处东南沿海，交通方便，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建有飞机场。部队开赴福州前，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连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打福州的具体部署。

会议一开始，军团长寻淮洲就表示了对强行攻打福州的担忧。他说：“福州城墙高大，工事坚固，城内守备力量远远超过我们，如果硬攻，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在战略上也无可取之处，况且我们此次出征的目的……”

“攻打福州，是中革军委的命令，难道要我们违抗中央的命令吗？乐少华粗鲁地打断了寻淮洲的发言。从瑞金出发后，乐少华动不动就拿政治委员的架子，根本不把有着丰富指挥经验的军团长寻淮洲放在眼里，一路上彼此常常发生争吵。

“问题不在于谁的命令，我们需要的是正视现实，对革命负

责!“寻淮洲针锋相对，毫不示弱。

“况且我们的部队也确实缺乏攻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一直保持沉默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这时也表明了自已的立场。军团参谋长粟裕也同意寻淮洲的看法，建议对攻打福州慎重行事。

乐少华看到反对强行攻打福州的意见占上风，又气又急，他对粟裕、刘英吼道：“你们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手中，这是中央的规定。”

这时，坐在一旁的中央代表曾洪易阴阳怪气地说：“攻打福州是中央的命令，谁违反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要，福州虽然城墙高大、工事坚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嘛。城内不是还有地下党策应我们吗？福州之战，是向敌人显示我们强大力量的大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哟。”

乐少华和曾洪易一唱一和，攻打福州的决定就这样强行通过了。

8月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出发，直奔福州。……

然而，福州的敌军早就作好了准备，他们密切地注视着红军的一举一动。部队从水口出发的当天傍晚，敌人就派出飞机进行侦察、袭击。缺乏防空经验的红七军团的战士们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倒下去七八十人。平时趾高